刘擎：伤与痛的言说——《破坏实验：纽约的损毁与愈合》序

二

令人印象至深的是，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交织着“感受”与“思考”的双重性，一面是对当下人与事的亲历体验的叙事，一面是在历史脉络以及对比思考中的论述。作者在“具身融入”的感受与“超然反思”的探究之间往复游走，这多少得益于她的“访客”身份，使她总是能在沉浸投入的体验中获得抽身而出的时刻，并凭借学识和阅历，与她所面对的人与事形成反思性的距离，由此开启反思性的视野，此时此地的景象在历史的关联中呈现出延续与变化的脉络，也在与彼时彼地的比较参照中展示出相似与差异。当然，这种双重性也体现出作者兼备的作家气质与学者素养。

明洁教授具有作家的敏感和才华，这在学者中并不常见。她对场景、气氛、表情、语调等细节的捕捉与描述，如此真切而精微，以至于阅读这些文字会有身临其境的在场感，仿佛触碰到这座城市变迁的肌理纹路（texture），从而通向更为移情的理解。然而，具身感受本身是无言的，言说这种感受并不容易，往往需要或隐或现地借助一些认知概念和理论框架。但理论的应用又隐含着某种风险：理论可能驯化具体感受的驳杂性，将其纳入抽象的“范畴”，以便达成一般性的认知，由此获得普遍化的知识，但代价是错失了生命现象的复杂、多样、矛盾及其激发变革的潜在力量。在我看来，所有非虚构写作可能都会面临这类“现象学问题”的挑战。

明洁教授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挑战。她作为学者的专业领域是社会语言学、都市民俗研究和文化人类学，在社会科学大类中属于人文性较强的领域。这种特定的专业意识，使她对概念框架的有效性边界保持警觉。因此，她拒绝将丰富生动的感受体验“还原”为清晰的理论概念。她选择以“破坏实验”的后果“伤”作为核心隐喻，并对此展开多面的阐释和思考。在从具体人和事出发进一步展开探索的时候，她采用的叙事方法并不是一种纯粹的“理论化论述”，而是借助多种“相关性联想”，再加以“异同对比”等逻辑推论的辅助。

最终，这部札记不只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将具体感受上升到对更大的时空图景的思考——从当下情景联系到历史与未来、从纽约故事引申到美国与世界。这种“上升”的结果从不是“理论”，而是保持为一种具身认知，带着始源的特定性和切近感。她探究破坏实验的文化与政治意涵，总是带有当事人的“痛感”，而不是把“伤”转变为类似生物医学的鉴定报告。

换句话说，作者从未企图将“纽约的损毁与愈合”还原或“上升”到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。她宁愿让自己在感受与思考之间出现某些跳跃或裂痕，并坦然呈现两者之间的张力，也不愿让理论驯服生命。这是作者的真诚，也是这部作品的独特印记。

三

作为读者，我从这部作品中受益良多，不仅被其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故事所打动，也激发我思考学术探索的方法问题。许多擅长“现代社会科学模式”的学者，往往习惯于从宏观的结构与趋势入手，来理解和解释具体的社会与生命现象。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法，通过范畴或量化模型的“编码”，很容易将鲜活多样的经验转换为清晰干净的类别，最终成为体现结构的例证，或者支持普遍化陈述的个案。在学术史上，这种典型的研究方法经过多次挑战和争议，已经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，也因此不再被视为支配性的研究范式。

研究思想史的学者，依赖理论框架与概念，需要社会结构分析，但与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，更重视历史脉络和具体经验，也因此会使论述变得更为复杂（或者含混）。我自己从未专门做过人类学的考察研究，这是智识上的一种缺憾。我在美国十年的学习和访问研究经历，也从未像明洁教授那样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当地的社会生活。她的写作使我更加相信，一种亲历的在场体验和由此获得的认知，无法彻底被还原为理论陈述；或者说，在理论还原的过程中，总有一些难以名状却又值得珍视的东西流失了。因此，学者在不同的探索和研究方式之间，需要彼此借鉴，相互启发，更为开放地根据特定的主题确立研究方法，这是所谓“方法论多元主义”的立场。

四

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，有些内容也引发了我的疑惑和困扰，在此与明洁教授以及读者一起探讨。

在对美国政治动荡的思考中，作者有时以开放式的问句表达某种质疑或不确定的判断，有时则用坦率的感叹直截了当地做出断言，但这也可能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。明洁教授对“政治正确”和“取消文化”的左翼政治运动和公共政策影响抱有审慎的批评态度，时而表达出难以抑制的感慨和惋惜，这在她看来是造成“纽约被损毁”的一个成因。我并不怀疑她在访谈和亲历中所列举的事实，但如何判断这些事实是更为艰难的问题。我们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：纽约甚至美国，在这一轮“文化战争”之前是岁月静好的时代吗？对谁而言是如此？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：许多人的创伤积存已久，但他们身处社会边缘只能隐忍伤痛，那么，是不是因为他们被忽视、漠视和轻视才造就了往昔“岁月静好”的景象？

与此同时，我也并不认同进步主义运动中一些极端的话语和行为，包括明显违背“比例原则”的处罚以及教条化的信条等。在我看来，过度“政治正确”的要害在于教条主义，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教条主义，都会扼杀自由辩论。的确，言论从来就有禁忌，但过去有些边缘人群的被迫沉默，并不意味着反过来迫使他人噤声就是正当的。

我有理由相信，明洁教授和我会共享一些近似的感受，但我们对美国当前的左翼进步主义事业可能存在判断上的差异。这是一个复杂的主题，我自己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，才可能找到更为确定的见解。但我们大概都会同意：对于思想探索而言，真诚是重要的，但真诚并不必然抵达真相；坦率是可贵的，但坦率有时可能失之草率。这将成为我们未来对话交流的一个主题。

五

“破坏实验”这个主标题有一个核心隐喻：“伤”。对于每个人的生命而言，伤痛意味着什么？这是我们期望尽力避免的境况，但也正是经由伤痛，我们才体会到生命的成长与力量。没有伤痛的生命不仅是难以想象的，而且是不幸的。本书的副书名是“纽约的损毁与愈合”，正如每个历经过伤与痛的生命，它从未彻底损毁，也尚未完全愈合。纽约如此，上海亦如此。

我们被困在一个昏暗不明的时期，而此时的思考与写作，多半是阿伦特所说的“在过去与过来之间”，是探索性的，磨炼思考的能力。阿伦特说：“由于这些操练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进行的，它们就既包含着批评也包含着实验，但是这些实验并不企图设计出某种乌托邦性质的未来，对过去和传统概念的批判也不意欲‘摧毁’。这是基于一个时代的间隙所做的操练，它的唯一目的在于获得‘如何去思的经验’。”

感谢明洁教授的邀请，将我这篇读后感作为序言。

2023年7月15日于上海

【本文为刘擎为《破坏实验：纽约的损毁与愈合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25年7月）所作序言，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授权刊发。】